普京谈列宁：最大失误，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

2016年，普京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罕见地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列宁，尤其是他在1918年宪法中关于“各民族共和国自愿加入和退出联盟”的规定。这个条款曾被视为列宁思想的进步体现，给予各民族自决权，缓和了苏联成立初期的民族矛盾。但普京却认为，正是这个决定，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他尖锐地指出，列宁犯下的最大失误，正是将一个本应统一的国家改造为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这项政策，是否真如普京所说，是毁灭苏联的根源？

十月革命与新国家的奠基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迅速掌握了政权，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诞生。

新政权的确立后，列宁迅速行动，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简朴的会议室中聚集，这里曾是沙皇的权力中心，现在则成为了革命的指挥室。在这些会议中，列宁经常强调，新政权的稳固与发展必须基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原理，同时要切实考虑到俄国复杂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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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制度，列宁提出必须废除旧有的资本主义结构，而这需要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工业控制。他提议，所有的土地应国有化，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大型工业应由国家控制，确保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防止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这些提议在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在具体实施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有不少争议。一些成员担心，过于急进的改革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他们认为应该逐步过渡，先行试点，然后再全面推广。然而，列宁坚持认为，只有断然采取行动，才能确保革命的成果不被反动势力所颠覆。

在决策过程中，列宁还特别强调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的重要性。他认为，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只有真正做到工农联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牢固。因此，在政策制定上，他总是力求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和工业管理上下功夫，力图通过具体政策的实施拉近工人和农民的距离。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诞生

1918年7月10日，在莫斯科的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得以通过，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首部宪法。

宪法草案的讨论和审议花了数小时。主席台上，主持人不断地宣读着宪法草案的每一条，以确保每位代表都能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图。当讨论到宪法的第十条，即“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时，大厅内响起了一阵掌声。

接着，当宪法的第八条被提出讨论时，会场的气氛变得更为激烈。这一条规定“各个共和国按照自由自愿的原则加入联盟”，强调了联盟的民主性和自愿性，保障了各民族共和国的自治权。代表们对这一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代表站起来发言，表达对于这一原则的支持，认为它是保持联邦稳定与和谐的关键。

通过这部宪法，列宁希望将革命理念转化为国家运作的基本法律框架，通过法律形式固化这些理念，确保苏维埃政权能够沿着既定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对民族问题的独特处理

在苏联成立之前，俄罗斯帝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民族压迫和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剥削和歧视现象尤为严重。帝国时代，中央政府推行的大俄罗斯主义政策压制了众多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权利。这种长期的压迫和歧视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为未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因此，当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后，列宁对如何处理民族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如果不妥善解决民族问题，苏维埃政权将面临严重的内部分裂和冲突。因此，列宁主张必须彻底摆脱帝国时代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尊重各个民族的自决权。他在1918年3月撰写的《论党纲修改》中明确指出，俄国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再延续过去的民族压迫政策，必须承认各民族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部分成员对此持保留态度，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国家的统一性。特别是一些来自大俄罗斯地区的代表，认为让各民族享有过多的自治权，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然而，列宁坚决主张，只有通过真正的民族平等和自决，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了落实这一理念，1918年通过的苏维埃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共和国有权根据自愿原则加入苏维埃联邦，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一宪法条款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尤为重要，因为它对外传递出一个信号：苏维埃政权并非依靠压迫和剥削来维持统治，而是通过平等和合作的方式构建国家。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苏联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例如，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和行政事务，文化传统也得到了尊重和保护。

这一政策在苏联的70年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但整体上，苏联内部的民族冲突并未像外界担忧的那样激化。

普京时代的反思与批评

苏联解体后，随着新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历史学者和政治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列宁的政策，尤其是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

2016年，普京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专门谈到1918年宪法中的某些条款，尤其是关于“各民族共和国自愿加入和退出联盟”的规定。他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项政策，认为这一规定为苏联最终的解体埋下了隐患。普京指出，列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提出的这些自决和自治政策，虽然有其历史背景和进步意义，但从长远看，它却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权，导致国家的离心倾向不断增强。

尤其是“退出联盟”的条款，为日后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提供了合法依据。普京认为，列宁的这一政策在当时或许是为了安抚各民族、争取广泛支持，但从长远来看，它为各共和国提供了一条可以合法分离的道路，这种条款最终削弱了国家的统一性。

对于普京的批评，俄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俄共的领导层认为，普京的评价过于片面，未能客观看待列宁的历史贡献。他们认为，列宁在当时所面对的局势非常复杂，帝国刚刚解体，内部矛盾重重，列宁的政策在稳定国内局势、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苏联解体的最终结果让人遗憾，但不能将这一切归咎于列宁的政策。俄共还指出，苏联的解体是多重原因造成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外部压力都是重要因素，而列宁的民族政策只是其中一个历史背景，并不是直接原因。

历史学家的评价与争议

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对列宁的政策进行分析时，提出了一个较为平衡的看法。他指出，列宁的政策中既有错误，也有显著的成就。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动荡和剧变中的社会，他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国家统一方面的决策，始终试图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政策，特别是在苏联早期的宪法中，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愿加入联盟的原则。这一政策的实施初期，确实有效缓解了旧俄罗斯帝国时期因民族压迫而积累的矛盾，让众多少数民族感受到了一定的平等和尊重。

麦德维杰夫也指出，列宁的政策并非没有缺陷。特别是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任党的领导，开始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民族自决的原则被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强硬的中央控制。这一政策转向，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国家的统一，但也为后来的民族问题埋下了隐患。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矛盾在长时间被压制后，在20世纪末突然爆发，而这与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转变有直接关系。

列宁在处理国家统一和民族问题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麦德维杰夫认为，当前的俄罗斯在面临多民族问题时，仍然可以从列宁的政策中汲取教训。列宁当年试图通过保障民族的自决权来换取国家的稳定，这一经验值得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深思。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尊重各民族的权利，依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参考资料：[1]刘淑春.俄罗斯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新评说[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48(1):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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